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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镭:现代聊斋

筚路蓝缕,啸聚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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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余少镭

毕业于广东省饶平师范学校(中师),现为《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编辑、记者、专栏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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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袁伟时:买书走后门,上网不翻墙  

2010-06-27 15:15:11|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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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袁伟时:买书走后门,找书爬钢梯,上网不翻墙 - 余少镭 - 余少镭:现代聊斋

(先爬上梯子,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还是中大蒲园区,一栋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颇为“灰溜溜”的旧楼。走进袁伟时的家,逼仄的空间,再加上正在中国肆虐的“副热带高压”,室内空气略显焗闷。但你很难想像,在如斯生存环境、治学环境中,他的阅读,他所做的研究,又都是沉重得让人窒息的,可他的性格,却是那么的乐观,言谈举止,爽朗的笑声,甚至不经意间的举手投足,都透着那么一股子童真,使得第一次跟他接触的人,不用几分钟就能分享到他的赤子之心。

  也许,对历史,时刻保留一份童真,才会有怀疑精神,才会有新发现

  袁伟时的“书房”,严格来讲不算什么书房。几个大书柜,用他的话说,“乱七八糟”的书,分布在三个房间。他说,实在放不下了,就送人,送给同事、学生,也送一些给学校的图书资料室、离退休活动室等机构。饶是这样,书也常常是“满而溢”,后来一个朋友在他的办公楼腾出两间房,借给袁伟时当书房,他在那里摆放了几个大型的书柜,治学过程中需要什么书,就让助手帮忙到那里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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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朗、童真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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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逼仄,书柜只能因地制宜。)

 

兜兜转转的学术历程

 

  袁伟时,曾经的经济系学生、讲师,现在的哲学教授、历史学者。谈起这一转变,饱经沧桑的老人,语气中颇为唏嘘。1949年,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八岁的袁伟时,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满怀希望迎接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以为中国肯定是一个民主国家了,要经济建设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来了”。于是他考上了中山大学经济系,读了四年后,院系调整,进了中南财经学院,后来又考上复旦大学经济系研究生。1957年,袁伟时从复旦毕业回到中大教经济学,这时他已开始发现,现实与他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时候的经济系,只能讲《政治经济学》,还得按统一口径讲,这对一个崇尚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被套上嚼笼,在鞭子的阴影下奋耕。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相信的就讲,不相信的就不讲”。后来实在没办法,就只好转哲学系,教哲学史了。但中国是没纯粹的哲学史研究的,实际上都是思想史、文化史,慢慢的,袁伟时还是回到历史研究上来——他还是有点天真地以为,历史研究,自由度应该会比较大的。

  痴迷于历史,这是袁伟时从读中学时就开始的。那时他就看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宋云彬的《中国近百年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史学著作。可等他全身心投入历史之中,他再一次发现,这历史,也不是你想研究就可以研究,想著述就可以著述的。

  袁伟时治史,最重原始资料。因为只有在原始资料中,才能廓清历史迷雾,抹掉那些别有用心的粉饰或抹黑,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研究胡适,研究梁启超、研究蒋介石,都是费尽心血地从原始资料中发现历史人物真实的另一面。他总结过,写一万字的文章,要看大约20万字原始资料,摘录10万字左右的素材,一切都要从基础的资料做起。基础打好,后面好多都相通的,那些资料好多地方都能用。写第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时,他单是去图书馆找资料,就跑了三十多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多图书馆的资料束之高阁,袁伟时用尽各种关系,以求得能进去查阅。那些珍贵的原始资料,因种种原因不外借,他就用最原始的办法:抄。极个别能借出来的,他就拿出复印——要知道,那时候的复印费是很昂贵的。印象较深的一次,是文革结束后,他做李大钊的研究,跑到上海中华书局的资料室,从灰尘堆里找到了李大钊编的《甲寅》日刊。不能借,无法复印,他只能小心拂去灰尘,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后来出版社编《李大钊全集》,还是袁伟时告诉他们,中华书局的资料室里有《甲寅》。

  袁伟时的书房里,现在还珍藏着他治学过程中用稿纸抄下来的全部资料,满满几柜子,每一沓的标签,都清晰可辨。他所做的读书笔记,也都是索引式的,一本一本也都存着,这样需要回头找某个史料的出处时,便能很快找到。

  治学的需要,再加上性格使然,袁伟时买书、看书,也基本上都是资料性的。休闲时,他偶尔也会看看沈从文的《边城》之类“闲书”,家里就有珍藏版和阅读版两个版本,但也是准备送出去了。最惹眼的,是书柜里赫然还摆着一本《中国不高兴》,“我是买来批判用的。”袁伟时说,此书所代表的极端民族主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危害,会影响中国走向世界,“讨厌死了那些家伙!”说到这里,这位历史学家尽管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批评用语,也是饶有童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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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时代,更显得这些手抄和复印资料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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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极端民族主义,袁伟时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一言难尽的买书故事 

 

  谈起买书,袁伟时有很多曲折离奇、啼笑皆非、令人拍案惊奇,甚至完全可以写进中国文化史、法治史的故事,“一言难尽”,他摇摇头说。

  早在中学时代,袁伟时就把家里给他的钱都拿去买书,“我家里还是比较富裕的”,他强调说。他自己做了一个书柜,去到哪所学校,都把它放在床头,书越来越多,放不下,搬来搬去的过程中,散佚在所难免。当然,书损失得最多的,还是文革时期,当时被抄走了几百部,文革结束后还回了一些,但凡是学术价值大的,都不见了。现在回想起来让袁伟时最为扼腕的,还是苏联科学院出的一套《世界通史》,这套书,在工资都是四五十块的时候,一本定价就十几块,袁伟时是一本一本把它买全的。

  从那时起,这几十年来,袁伟时买书都买一整套的,“我的钱花最多的就是买书了。我还有个本事,就是走后门买书,哈哈。”

  所谓的“走后门”,主要也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候出版界远没市场化,图书紧缺,还有一些是“内部发行”的书,一般人买不到的。而书店也属于行政系统管辖范围。研究的需要,袁伟时的应对方法,就是跟书店的店员搞好关系。他还记得,中大书店的库房在西门对面一所破房子里,姓王的老店员跟袁伟时熟,每次他去,老王都打开库房让他进去随便挑书,就算文革时外面在武斗也不例外。北京路的古籍书店,经理跟袁伟时也熟,每当有新书到店,都会打电话告知,而且还给他打个折扣。

    现在书多,但袁伟时不敢乱买书了。只是对于一些影印的历史报刊、资料,他一发现,还是会“一掷千金”地买下,比如《明报》、《新青年》、《新华日报》、《红旗杂志》等。单是一套影印版的《新青年》,就花了好几千。几年前广西师大出版社出了一套《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定价七千多块钱,袁伟时就找了曾在广西师大工作过的媒体朋友,通过内部花五千多块就买到了。而一有机会到港台或国外去,袁伟时都会买大量的书。至于这些花了巨资买到的书,真正能走进他书房的有多少,那就看“天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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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历尽千辛万苦,才能“走进”袁伟时书房的书。)

 

与时俱进的电脑写作

 

   历经手抄资料和复印资料的艰难,袁伟时对共享网络时代的到来,用实际行动表示了极大的欢迎。早在1999年,他就开始接触网络。儿子怕他不会打字,买了个手写板给他,但68岁的他,像个小学生般,坚持学拼音打字。因为是南方人,发音不准,他就摆了一本字典在电脑旁,硬是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下来。半年多时间,他就能熟练地打字了,一直到现在,他都是完全用电脑写作。

  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将电脑连到了中大图书馆网站,这样不管他人到哪里,都能方便快捷地查阅到《四库全书》等资料。不仅如此,对电子出版物,他也非常喜欢,朋友送的加上他自己买的,他已拥有了几千种电子书,“这比你买纸质书就便宜多了”,袁伟时高兴地说。

  十年下来,袁伟时每天都离不开电脑。但他调皮地说:“我是一等良民,我从来不翻墙,因为我不需要,我想知道什么,总是能知道。”得益于网络这种神速的传播,这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能很快地跟更多的读者分享。他的助手帮他在几大门户网站开设的博客,每天都有可观的点击量;最新博文《把历史教训转化为历史智慧》一被天涯转载,就有了二十几万的点击。而他那篇著名的历史随笔,至今已有四十几个国家的网站和报刊转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许正因为如此,袁伟时觉得,书只不过是资料,无所谓珍不珍贵——他的书房里,最珍贵的是那部有着500G大硬盘的电脑。而相比买书时的“豪掷”,对生活,袁伟时要求也很简单,他的第一部彩电用了13年,第二部用到现在也快10年了。他的作息也很有规律,白天晚上都工作,但十点钟就睡觉,早上六点钟起床。天天运动,早上、下午各做一次广播操,活动活动关节。他喜欢散步,沿着中大校园,一天走十公里,分两次,走一次一个小时。他说他走路比较快,几十年如一日,要“走一万里路,干八小时活。”而他业余最惬意的,就是听古典音乐,特别是大提琴。

我们的访谈,最后在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中结束。一曲终了,我才发觉,在这位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的居室之外,知了正在声嘶力竭地叫着。可笑的是,这些狂躁的小虫,却并不是真正的“知了”;一个真正“知了”并希望让更多的人也“知了”的老人,就在这持续不断的聒噪之中,与时俱进地坚持他的阅读和写作,既与时间争未来,也为中国的未来,梳理过去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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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伟时说,电脑就是他书房里最珍贵的东西。电脑前,都是一套一套的电子书。)

 

本版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余少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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