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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镭:现代聊斋

筚路蓝缕,啸聚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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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余少镭

毕业于广东省饶平师范学校(中师),现为《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编辑、记者、专栏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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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生态十年备忘录·十年文化大事记·“二余”之争(2000)  

2007-01-11 18:18:52|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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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偏离轨道的争吵

  2000年,余杰以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炮轰当红作家余秋雨,拉开了“二余之争”的序曲。这场讨论的焦点在于,一个在大时代裹挟下作出“恶行”的小人物,成为公众人物后有没有必要为当年的所作所为公开忏悔。争论到后来偏离了余杰的初衷,为业内炒作提供了可资模仿的范本。


    2000年1月,一个叫余杰的年轻人写下了一篇长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由此掀开了后来被称为二余之争的文化事件的序幕。在这篇文章中,余杰直指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余杰称,揭露余秋雨,不是跟他这一个人找茬,而是希望通过对他的剖析透视中国的文化的传统和现实,“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沦丧,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
  如果再早上两年,如此主题深奥且深刻的文化争论,注定了只会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事件,在小众中流传,为小众所关注。而后来此事件沸沸扬扬,尽人皆知,持续了近5年,早已偏离了余杰写作时预设的方向,已不单单局限于文化界、知识圈,则是中国崛起的各种新文化力量交织、合力的结果。
  
文化新力量的合力
  
  余杰在一次接受采访时透露,在他完成《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后,“投到几个报社都不敢发”,于是他把它收入了自己新出版的集子《想飞的翅膀》,做为一篇重头文章与读者见面。
  其时,悄然生长的中国互联网在经过了E-mail、ICQ、聊天室后,进入了迅速普及期和论坛文化期,1999年底,各主要网络论坛转贴的王朔所写的《我看金庸》掀起了巨大波澜,在短短一周之内,网民们发表了数以万计的帖子表达自己的看法,王朔与金庸的话题也成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题材。平面媒体的报道籍由网络获得激烈的反馈,网络的热度同时又给平媒的报道选材提供了某种倾向。
  与网络文化成为令人瞩目的文化新力量的同时,1999-2000年,也是中国新闻出版产业的春天,几乎每天都有新报新刊在诞生,信息的传播进入加速度阶段,原来处于新闻制造和传播边缘的读者借助网络的平台一下成为制造过程的参与者。重说鲁迅、美女作家、韩寒崛起、诺奖,在2000年其他关注度比较高的文学事件中,都可以看到网络和平媒互相推动的力量。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余杰的檄文迅速成为新一轮的网络热点,继而成为传媒热点。2000年才创刊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余秋雨的《答余杰先生》,并在成都促成了余杰、余秋雨的“和解”。不料之后,饱受“和解作秀”批评之累的余杰又连续抛出批余文章,二余之争就此走向纵深。

偏离了轨道的争论

   二余之争,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事实的泥沼。
   作为当事人的余秋雨否认了余杰在长文中所列举的自己文革中的“劣行”,既然事实不存在,又何谈忏悔之说呢?其后所有的争论,其实都是余秋雨在文革中是否有所述表现之争。
用余秋雨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话讲,对他的批判大多属于“事实”范畴,而非“观点”范畴。
而由事实引发的忏悔说的利弊评估也就仅仅成为了一种猜想。
   《南方周末》4月28日刊登余秋雨文章《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称当诽谤已经铺天盖地,谦虚就变成虚伪。余秋雨的好友魏明伦曾剖析过余秋雨的心境,魏明伦称余秋雨在这个事情上(文革)是有弱点的,但之前可以认,现在(被余杰要求忏悔时)却不能认,因为他太红了,这个事情就无法了解了。
  其后余秋雨文革中曾共过事的同事孙光萱、胡锡涛撰文,指出余秋雨在谈及他的“文革”经历时,语焉不详中大有避重就轻之嫌。这些当事人的文章引发了李国文等人对余秋雨的批评,反对意见则认为这种对余秋雨“文革”经历的“道德审判”,是一些人把对“文革大小笔杆”的憎恨,迁怒给了余秋雨一人。
  文革过去的时间并不长,按理说,这是一段简单明了的历史。但文革留给中国人的心理创伤太大了,或者不堪回首,或者身在其中,或者心有余悸。一个人的个人史必然地牵连着许多人的个人史,在最需要厘清余秋雨文革历史的2000年,这是一切争论的前提,争论的双方各持说法,却鲜有举证。媒体对其进行了推波助澜,却没有履行最该履行的使命。二余之争起始于传统意义上的平媒,却喧嚣于互动的网络,在这个更为开放的空间里,它的推动者又大多是不熟悉文革、对文革没有切身体验的一代青年。这也是二余之争仅仅耽于事实表面的根本原因,在消解经典,解构名著,注意力经济的文化潮中,二余之争被简化成了拍砖、回砖、再拍砖。在转贴和刷新中,成为了一次娱乐事件。
   二余之争的跌荡起伏也挈合了网络时代的看客心理,在激烈的争论过后,既有重庆作家张育仁指控余杰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抄袭了他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又有余秋雨的前同事陆续出场,接着前同事又被揭发其实才是真正的文革余孽,各路好汉划分阵营,纷纷出手助拳,一时之间,余杰的“透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缺席与独立意识的沦丧,并寻找出一条精神重生之路”初衷已经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二余之争滋生出越来越多的旁支末节,余杰有没有要求余秋雨忏悔的权利?余秋雨是否有不忏悔的自由?余秋雨是不是一个文化商人,是不是接受了深圳市政府赠送的豪宅?余杰是不是想靠批余秋雨而出名……争到最后,就连争论的核心,余秋雨文革中究竟有何表现也被忽略。简单说吧,你更喜欢余杰还是喜欢余秋雨。或者换个方向,你更讨厌余杰还是更讨厌余秋雨。
    二余之争的后事件,尚有余秋雨状告肖夏林诽谤,余古之争,金文明咬嚼余秋雨。对余秋雨的批评一直不曾间断,而余秋雨保持着其固有的姿态和骄傲,
  直到2004年,余秋雨出版了他的长篇记忆文学《借我一生》,详细回顾了文革中自我的遭遇和表现,接着南方周末推出了记者的调查《余秋雨片断:1963-1980》,采访了大量文革当事人,厘清了余秋雨文革期间的表现,既非余杰指控的那么严重,又非余秋雨自辩的那么纯洁。这场争论因为事实的水落石出,而才彻底地告一段落。网络、传媒就此偃旗息鼓。
  
争论的背后
  
  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在《争论的背后》一文中,对二余之争做了一个特别精辟又客观的总结。王尧称围绕余秋雨的争论,“已不是单纯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现象”,“关于余秋雨的争论呈现的是当代知识分子认识历史的态度和当下的思想状况。”而如何对待“文革”,是上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重大问题,如果把“文革”的责任归于知识分子的“帮闲”显然是不客观的。当余秋雨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时,只要不是简单化或者妖魔化,喜欢和不喜欢他的读者期待他做出一些反省是合理的。
  李方也在双方争论的激烈阶段表述过:没必要要求余秋雨忏悔了,中国传统的“兴亡”史观,及其极端功利主义的终极价值取向,导致了相当普遍的“拒绝忏悔”的心理。当一种历史观左右了大多数人的行为和心理时,却苛责某一个人比如余秋雨必须忏悔,即使不说这不公平,起码也是最可笑的一件事。  
  短短6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人的心灵和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回溯二余之争, 2000年的二余之争是个分水岭,从文化复苏时代到海量信息时代,娱乐取代思考,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旋律。在商品经济和后现代主义的作用下,严肃的知识分子已然不再是社会的中心。物质主义的流行,已经无法再唤起人们对文化、道德、心灵之探索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可以为这场争论停留在文化的表面而充满遗憾。也可以用今天的眼光说,这本是两个畅销书作家之争,争论的结果是,他们的书更加畅销。二余之争的初衷并无商业上的考量,但他无疑为业内制造了一个可资模仿的范本。

文/赖巴 图/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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