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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镭:现代聊斋

筚路蓝缕,啸聚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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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余少镭

毕业于广东省饶平师范学校(中师),现为《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编辑、记者、专栏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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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九章》:让历史许给广东一个未来  

2006-09-03 19:22:02|  分类: 书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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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如果票选“近现代史上对中国影响最大的省份”,广东无疑是可以当选的;同样,如果票选“中国近现代史上争议最大的省份”,广东的当选,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争议。
  广东,这个自古便被摒截在大中华文化圈之外、又被历代统治者选中来流放罪官的“蛮荒之地”,为何从近代开始,在备受争议中屡屡能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风向标,一次次产生影响中国甚至影响世界的轰动效应?
  从西汉的南越王赵佗开始,广东在历代先贤的心目中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广东为什么会是现在这样的广东?
  广东的未来将走向何方?
  新书《广东九章——经典大家为广东说了什么》的编选者,试图让我们从广东历代先贤的文选中找到答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是至尊之数。相传舜作九章韶乐以宣王道,孔子闻之“三月不知肉味”;屈原作九章楚辞以盼楚国之强,成为后世仰之弥高的华章;《易经》虽是八八六十四卦,但每一卦中,“九”却是阳爻的代表,可推演万象……《广东九章》以此为名,寄寓了编选者“大处着眼”的选题,也使本书恢宏的架构和权威诉求一望可知。
  九章按顺序分为“潜伏的争议结”、“奇崛的生态圈”、“文化的基因谱”、“潮流的风向标”、“耀眼的星光道”、“激荡的正气歌”、“绚丽的风俗图”、“山水的映像志”、“世纪的鲇鱼行”等,入选文章从时间上来看,远至南越王赵佗的《报文帝书》,最近的,则是2005年网上广为流传的龙应台的《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跨度超过两千年。入选文章的作者,既有广东本土的先贤,如张九龄、梁启超、康有为、郑观应、孙中山等;也有在广东生活过或跟广东沾亲带故的历史名人,如韩愈、陈寅恪、鲁迅、胡适、龙应台等;为了更客观、全面地审视广东,书中还选入了从未来过广东的世界名人有关广东的著述,如恩格斯、亨丁顿、费正清等。
  以时间为纵坐标,以先贤视角为横坐标,《广东九章》力图给广东一个明晰的历史定位。为此,编选者匠心独运地将“潜伏的争议结”放在第一章,甚至将痛斥广东人不爱国的《呜呼广东人》放在开篇,以期收到类似当年龙应台《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般的刺激效应。于是,在这一章中,我们既可以听到颇为顺耳的对广东的溢美之词,如孙中山:“吾粤之所以为全国重者,不在地形之便利,而在人民进取心之坚强;不在物质之进步,而在人民爱国心之勇猛……”也能听到针锋相对的逆耳忠言,如孙中山的老乡苏曼殊因感广东人不爱国而发的“一言正告”:“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先亡我广东;我广东不亡则已,一亡必亡在这班入归化籍的贱人手里。”陈寅恪预言“中国将来恐怕只有南学”,钟敬文却埋怨“为什么偏偏生长在这文化落后、蛮僚旧邦的岭南呢”……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但一个“清”字,情况也颇为复杂。从每章每篇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赞广东者并非一味的过分吹揍,对广东持批评者,也是言出有据的论证,而不是出于偏见和成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争议对广东是有好处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罢”一直是广东人务实的写照,广东,正是在不停的争议中努力开创出今日举世瞩目的局面的。
  成功的文选编撰者,需要的不仅是眼光,胸怀、魄力也缺一不可。从这一点上说,龙应台以在广州遇劫的亲身经历写成的网文《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的入选,颇能给读者以惊喜。
  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遴选出最有代表性的文字,不以褒喜,不以贬恶,从“九章”的第一章来看,本书已成功了一半。

  如果说“九章”的第一章偏重于“旁观者”对广东的感性观察,第二章“奇崛的生态圈”则侧重于“当局者”对广东的理性认识。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梁启超的《世界史上广东的位置》。该文难见于其他选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先知地位的梁任公,以敏锐的眼光,严密的论证,道出了“广东非徒重于世界,抑且重于国中矣”这样的精确预言。从第三章“文化的基因谱”到第六章“激荡的正气歌”,则是对独特的岭南文化起源、发展及成为潮流方向标的历程作了探微和梳理,为古往今来为广东的文化艺术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树碑立传,向为了正义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致敬。在这几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弥足珍贵的《六祖传》、已成为古文名篇的《新唐书·张九龄传》和欧阳修的《余襄公神道碑》等,也能看到金庸写的让人唏嘘的《袁崇焕评传》、烈士陆皓东写的令人热血贲张的《被逮供词》……
  以上种种,让《广东九章》的分量显得厚重,它们决定了本书严肃、沉重的基调。但是,对广东全貌的廓清,如果只有这“金戈铁马”的一面,未免失之偏颇。广东地理、人文方面的钟灵毓秀,自是本书编选者避不开的话题,于是,书的第七章“绚丽的风俗图”和第八章“山水的映像志”为本书增添了柔媚的色彩,通过王勃、屈大均、巴金、萧乾、梁实秋等历代大家对广东风俗人情、山光水色的细腻描绘,将一个全方位的、丰满的广东展现在世人面前。
  到此为止,“九章”的第八章为广东的历史和现状画了个完美的句号。但是,就像现在不少人喜欢用六个句号来组成一个省略号一样,追思历史、记录现在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愿景——广东的未来,当然是一个无限延长的省略号,省略号里面包含着无限的可能。那么,最能推动广东未来发展的、有别于中国其他省份的因素是什么?在本书最后一章、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章“世纪的鲇鱼行”中,本书的编撰者通过几篇精选的“雄文”,引发我们对广东的未来作无限的遐思。
  “鲇鱼”一词,取自管理学上有名的“鲇鱼效应”。鱼贩在长途贩鱼时,为了不让鱼在途中“昏睡而死”,都要在鱼群中放上几尾生猛的鲇鱼,让它们不时地搅动折腾,激发鱼群的活力。这个喻象,用来喻指广东在改革开放年代所扮演的角色,实在再生动形象不过。最有含金量的一篇,是曾任广州市委书记吴有恒发表于1956年的文章《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关于价值规律的意见之商榷》,这篇文章在现在看来平淡无奇,在计划经济主导一切的年代却不啻于石破天惊,而且也给作者带来一生的灾难,但它却将广东人在经济理论改革中敢为人先的历史提前了二十多年。此外,1949年后中国最早提出“商品经济”的学者卓炯的《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写于1961年,也跟吴文一样有着珍贵的历史意义。美国著名学者傅高义的《广东起飞的特点》则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为我们详尽记录了1978年底开始的广东的改革风云及深层原因……
  “世纪的鲇鱼行”既为《广东九章》增补了一个完美的句点,也使“九章”延伸成一个加长的省略号,让读者心中油然而生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全国经济这个“大鱼群”都活起来的背景下,“鲇鱼”越来越多,广东是满足于继续当“老鲇鱼”,还是寻求新的历史定位,将眼光延伸到“鱼群”以外的汪洋大海?要做到这一点,广东人该朝哪个方向努力?
  《广东九章》的本意正在于此:让历史告诉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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