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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少镭:现代聊斋

筚路蓝缕,啸聚山林

 
 
 

日志

 
 
关于我

余少镭

毕业于广东省饶平师范学校(中师),现为《南方都市报》文化副刊部编辑、记者、专栏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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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句大话进南都  

2006-09-02 20:49:05|  分类: 杂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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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5月22日之前,我是千千万万乡村小学语文教师中的一员,偶尔发发文学梦,喝点小酒,写篇自以为标新立异的文章蒙蒙比我还幼稚的文学女青年,然后便以年过三十的耄耋之躯开着无牌走私摩托在国道324线上深夜狂奔。
  这一天,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小学教师的命运,被一份不按常理出牌的报纸改变了。
  《南方都市报》发行到我的家乡潮汕地区的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应该是在1997年底或1998年初。但是,用“石破天惊”来形容我们对它的感觉,一点都不为过。在《南方都市报》出现之前,就所能看到的报纸而言,视野局限于“百草园四角的天空”的我们,只能模糊地意识到,好报纸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但好报纸究意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南方都市报》的横空出世,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且不说那些震撼人心的报道、新鲜热辣的言论如何让人有一种窒息般的快感,从没有一份报纸,能让我们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便记住那么多编辑记者的名字。我们像追星一样追看着“五文弄墨”张晓舟、龚晓跃、庄慎之、钟宇辉、郭其龙,追着看“四人吧”的“一玉三明”(李多/钰、钭江明、蒋明、曾光明),追着看“城市笔记”右边栏“老编讲嘢”的谢有顺、宋季华、翟永存、林世宾、李淑君……这些注定要引领新媒体文风的名编名记,让我们明白了,原来,文字要这么排列组合才有快感!一直不安分的文学理念,终于被这些先知般的文字所引爆。
  现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我太夸张了——至于吗?有这么严重吗?对不起,当时确实就这么“严重”。要知道,那是1997、1998年,互联网尚是极少人玩得起的贵族时尚,王朔所说的“网络文学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尚未出现,王小山还在四通利方里忙于跟人掐架,王小波刚逝世,尚未登上神坛,花城出版社还在为出不出他的书而开会研究……没上过大学的我们,除中外古典名著外,现当代文学的大量好作品都看不到,“前南都”时代的时尚写手,数来数去,只有《舞台与银幕》的小李飞刀、江南藜果、黄爱东西等。时代的原因和个人的原因,怎能让我们不对《南方都市报》这样的新锐媒体顶礼膜拜?
  我这里说的“我们”,指的是团结在我和师范同学林奕群所创办的地下文学小报《裸孩》周围几个跟我一样发梦的文学青年。1987年我师范毕业后,苦于投稿无门,便跟同学便搞了个所谓的“裸孩文学社”,做为我们自得其乐的园地。刚开始是油印,我利用教师之便,贪污学校的钢板、蜡纸、纸张等刻印《裸孩》;1995年后我教书之余在老婆帮助下开了照相馆,经济有所改善,再加上偶有热心朋友赞助,便开始花钱将《裸孩》送到印刷厂进行电脑照排,每期四版,印2000份,全部免费赠送给潮汕各地同发文学梦者;1998年上半年,每年近万的印刷经费让我吃不消,又看到电脑时代来临,一咬牙,我借了五千块钱买了一部486拼装电脑,苦练五笔打字,学习怎么用金山WPS'97软件进行排版。没多久,我们的《裸孩》,便全是我用电脑进行图文混排后再速印的了。
  阴差阳错,出于“玩”的目的把中文操作学熟了,却为我后来成为一个真正的编辑打下了基本功。

对李多钰讲第一句大话

  有了电脑,又报装了拨号上网,我开始使用电子邮件给我喜爱的《南方都市报》投稿。
  忘了是1998年底还是1999年初,我有两篇小稿在翟永存的“城市笔记”上登了出来——当时的狂喜,不再赘述。真正促成我跟《南方都市报》这段奇缘的,是1999年上半年的某一天,都市报上登出了征专栏稿的启事。当时版面上列出了三个主题,请有兴趣的作者自选某一主题写上三四篇文章,发到指定邮箱,再由编辑筛选。
  我所瞄上的,是“武侠人生”那个专栏,因为我有现成的稿子。早在1996年,我出于个人兴趣开始自学《论语》,把能找到的跟《论语》有关的书籍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我发现,在经过宋明理学和当代暴力革命两次别有用心又方向相反的妖魔化之后,大部分的中国人对孔子、对《论语》的误解太深了。那些灵俏鲜活的语录,却被视为迂腐反动,让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对《论语》“不敬而远之”。如果能通过大众都能接受的方式,将貌似高深的《论语》通俗化,勾起更多的人有兴趣来学习它,这不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吗?于是,我开始在《裸孩》上连载我第一部“有野心”的作品《论语秘笈·儒侠子野传奇》。每一篇由四部分构成:原文、注释、阐释、附录。原文+注释我直接抄袭手头的《论语今译》等书籍,“阐释”是我写的一段几百字的杂文,是我自己对某一语录的理解及其时代意义;“附录”才是主体,是一篇直接“图解”该语录的三千字左右的微型武侠小说。刚开始我想写十八篇,主人公都叫“子野”,每篇给子野安排一种兵器……这种形式,在今天不值一提,但在网络远未普及的时代,我自认为还是比较有创造性的。
  于是,我将已写好的三篇,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发到《南方都市报》指定的征稿邮箱,注明是应征“武侠人生”专栏,篇末留了电话。
  不到一周,一个电话便打到我的照相馆里,是一个很好听的女声:“余少镭先生吗?我是南方都市报编辑李多/钰。是这样的,你投来的几篇武侠论语我们觉得创意不错,不知你是否能再写几篇发过来,我们最后再定一下,通过了就可以开专栏了。”是“四人吧”的李多/钰!我欣喜若狂,连说没问题,又用了两周左右的时间,赶写了三篇发了过去。
  不料,这一次,却近一个月没有回音。大概一个月后,电话来了,还是李多/钰打来的:“很抱歉余先生,文章实在太长了,一篇就差不多占我们一个版,你看能不能改短一些?”我说我试试看。
  那时候根本没有版面概念,自己排的《裸孩》小报其实是按杂志形式排的,文章长短由着性子写,每期多几个P少几个P都无所谓。而一篇《论语秘笈》短的三千多,长的五六千,报纸怎么能上?说能改短,其实不可能,按我的形式,原文、注释、阐释都无法删,只能删“附录”那篇小说了。可一篇三千字左右的小说,删去一半文字,还能看吗?最后我勉为其难删了三篇发过去,自己也清楚,可能性太小了。果然,几天后李多/钰又来电话,口气中的歉意浓得化不开:“很不好意思余先生,删后还是太长,而且、而且……”我赶紧说:“没问题,我明白的,其实我也删得很难,就算了吧。”李多/钰又说:“让你写了这么多却不能上,实在抱歉。以后你有短的文章,尽管给我发过来,你的文笔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
  专栏开不成,但有《南方都市报》的编辑鼓励,我的创作欲望空前旺盛。一边津津有味地办《裸孩》,一边继续给《南方都市报》写稿。那一年,我又连续发了两三篇“城市笔记”和反思教育的杂文等。这中间,李多/钰偶尔在邮件中邀请我,若有空去广州,可到《南方都市报》坐坐聊聊。
  于是,1999年夏天(五六月吧),我趁着送我学生余维庆(东方不亮)到广州搭火车北上工作之机,拐到我神往已久的《南方都市报》,拜见了李多/钰。
  多年以后,我常常回忆起李多/钰带我参观《南方都市报》的那个遥远的上午。那时的《南方都市报》占据着南方日报大楼第17楼,每间办公室都很小,大的容五六人,小的只能坐两人。那时办公室里电脑还是稀罕之物,所有房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乱。报纸、杂志、书籍等堆积如山杂乱无章,李多/钰跟公务员共用的小房间也不例外。我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在走廓上走着,遇到一个人,我就会想:他是不是张晓舟?他是不是庄慎之?进了李多/钰的房间,跟我学生两人在一大堆报纸杂志中惴惴不安地坐下,李多/钰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有力量,她轻轻地说:“不好意思,我还很忙,你们先坐着,中午一起吃饭再聊。”
  李多/钰的话让我喜忧掺半:能跟《南方都市报》的编辑一起吃饭,那是多大的荣耀?可是,按“惯例”,当然要我请客……我暗地里问我学生身上带着多少钱,他说有两百,加上我的,也就三百多,够吗?这种心情现在会让很多人发笑,但笑的人可能不知道,在我们乡下,先别说《汕头日报》这种大报的编辑了,就是《澄海报》的编辑记者,一个个那都是高山仰止的人物……矛盾的心情一直维持到李多/钰下班,她带着我们,出了报社,走进了隔壁的紫锦山饭店。我一看那架势,心里更发愁了:这么豪华的地方,我一辈子头一次进来,三百多块怎么够?
  菜是李多/钰点的,我们都不敢点。暗地里,我把我学生的钱给“化零为整”过来,心里还在想,等一下钱真不够的话,是否找个电话向我在广州的老同学求救?
  李多/钰看了我带过去的几本《裸孩》,又问我的职业。我说我是教书的,她问,你教大学吗?我尴尬地说,我连大学都没上过,我中师毕业,教小学的。她很感意外,又很感动,连说没想到,没想到一个农村小学教师,能坚持这么多年自费办文学小报。我托她送几本给我喜欢的编辑记者看——只要他们看到,我就心满意足了。她又问:你教了这么多年书,难道没想过要跳槽吗?我立马回答:有啊,但一直没什么机会可出来。
  这里我得承认,这是我讲大话不打草稿的本性流露。说实话,1987年毕业,到1999年我教了12年书,从没想过要跳槽。本质上我是一个容易知足的小男人,胸无大志,教书工资几百块,加上照相馆的收入,我和老婆两人的收入一个月也有两三千——虽然买不了房子,但平时喝点小酒、腐点小败还能做到,在乡下我已经很满足了。虽然有文学梦有作家梦,但几乎从没主动为实现梦想而努力奋斗过,办《裸孩》,纯粹是因为好玩,又能收获一些单纯的文学女青年的好感,仅此而已。可当李多/钰问那句话的时候,我不经思考便讲大话,想来也是天意了——在那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再给我一个豹子胆,我也不敢想像,李多/钰有招我进都市报的意思。
  我话一出口,李多/钰便说,那这样吧,我们报社最近要扩版,需要招人,你要是有兴趣,回家后可传给我一份简历。不过,我们这里可不是铁饭碗,也不像教书一样每年有寒暑假,你可要考虑清楚。我强抑住激动的心情,尽量平静地说,好吧,我回去后就把简历发过来。
  更让我想不到的事发生在买单时,我装做豪爽地抢过单,手里心里都捏着一把汗问:多少钱?李多/钰站起来,拿过我手里的单,说了一句我一辈子都会牢牢记住的话:“余少镭你别这样,南方都市报的编辑只有请作者的份,不会让作者请我们的。”
  现在我打下这句话,仍能感受到七年前这句话给我带来的震撼。小处见大,《南方都市报》为什么能办得那么好,在当时,我心中至少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送学生上了火车,我坐车回到澄海,立马就将简历寄了过来。说实话,我当时对此不抱多大希望,我很清醒,我的文凭,实在太低了。
  果然,记不得过了几天,李多/钰打来电话,又是满含歉意说,因为我的文凭问题,她的推荐不获通过。最后她还是那句老话:“你多写些文章,多发过来吧。”
  我甚至有点后悔,毕业后这12年时间里,我的同学们纷纷参加什么函授、电大、自考或所谓的“小教大专班”,我却因骨子里瞧不起这些混文凭的方式而不屑为之,虽然我自认为天天都在学习,我有强烈的求知欲,但学来的东西,却是换不来文凭的。早知今日,我当初也去混张大专文凭,说不定这一次就进《南方都市报》工作了……
  失望有一点,后悔有一点,但因为我真的不抱太大希望,所以此事对我一点打击都没有。我依然玩我的《裸孩》,玩我的电脑,依然快乐地教书。2000年元旦,为迎接新世纪,都市报用上百版的版面,刊登最普通老百姓的照片和自我介绍,我也跟着发了照片和简介过去,结果登在谢有顺负责的版面的头条上,小小地得意了一把。

对谢有顺讲第二句大话

  一年过去,我在都市报上发的文章并不多,几篇“城市笔记”而已,好像再没有别的。但就在这几篇城市笔记之中,就有两篇“现代聊斋”处女作(《神交》、《神索》)发在谢有顺的版上。2000年4月底,又一个来自都市报的电话打到我照相馆,我一接听,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谢有顺!我虽然在他版上发过文章,却从未有一句私话,现在他竟然“亲自”给我打电话!他说:“余少镭吗?我是南方都市报的谢有顺。是这样的,你发的两篇现代鬼故事,我们领导和我都觉得不错。我们准备开国内报纸第一个‘每日专栏’版,要求每天都写一篇,请邀请你来写一个现代鬼故事的专栏,你觉得有把握吗?”又是一个晴天霹雳!我赶紧说了第二句关键的大话:“应该可以吧。”他说:“那这样,你这几天赶紧再写几篇过来,我和领导看一下,如果通过,就可以开始了。但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周要写五篇的。”我答应了下来,三天时间,赶写了八篇“现代聊斋”,给谢有顺发了过去。大概一周后,谢有顺再次打来电话说,通过了,专栏要开始了,你争取时间多写一些库存备用。
  我的回答之所以是一句大话,是因为我当时心里根本没底。平时写着玩是很轻松,可同个主题一天写一篇是个什么概念?不管了,答应下来再说,这么好的机会,放过了会天诛地灭的。当时心里还美滋滋地盘算,要是能坚持两个月,那就不得了了!
  没想到,一写就是五年。
  几乎与此同时,李多/钰又发了一封邮件给我:“余少镭,去年你想到南方都市报工作的初衷不知是否有改变?最近我们又要扩版,需再招人,如果你还想来,可把简历再给我寄一次。”这次我不像第一次那么激动,我回说:“有机会我当然还想再去。可你别忘了,去年我是因为什么而进不去的。”她回:“这一次我们要的人多,对你应该可以破格吸收。”于是,我再寄了简历过去。
  还是差不多一周时间,5月20日,李多/钰直接打电话过来:“余少镭,你准备一下,可以来报社报到了。”
  我第一时间把此事告诉了老婆,她很支持我,“去吧,万一不行,回来咱还有这家店,饿不死人的。”于是,我瞒着父母,骗学校领导说要来广州开专栏作者会,请了两天假,便只身来《南方都市报》报到了。

对庄慎之讲第三句大话

  2000年5月22日,我背着行囊走进了广州大道中289号南方日报大楼,感觉像在梦游。
  自然是李多/钰接待了我。简单询问了几句,她说,我带你先认识一些同事吧。于是我跟在李多/钰后面,先走向16楼尽头的一个房间。见我们走进来,一个正在伏案工作的年轻人抬起头来,我发现他戴着眼镜,像一个还在就读的大学生。李多/钰说:“介绍一下,这就是余少镭,他今天来报到了。余少镭,这位是分管我们部门的副主编庄慎之。”
  庄慎之?唉哟我的妈呀——说实话,在当时,什么“分管副主编”对我来说,远远比不上“五文弄墨”的名号更令我肃然起敬。可眼前这位白净文弱的书生,跟我想象中那激扬文字的“五文弄墨”实在相去太远了(不久,当我在餐厅邂逅那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的张晓舟时,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想象力害死人哪:)
  接下来几天,我一一见到神交已久的各位大内高手。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那时,每一天到报社上班,我都有一种腾云驾雾般的感觉(这里面也有一个重要原因,都市报是在17楼,而在进都市报之前,我登过最高的楼,是7楼——这还是我来广州后才创下的纪录,因为我的老同学家住七楼)。
  办了入职手续,我还不知道具体安排我什么工作,李多/钰只是说,先把“现代聊斋”写好。第三天,5月24号上午,庄慎之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问:“你是不是带了一套相机来?”我说是。他说:“后天,就是26日,罗文、甄妮在番禺英东体育馆开演唱会,现在人手不足,你去一趟,采访文字和现场摄影你一个人负责。没问题吧?”我不加思索便回答:“没问题。”他说:“那好,后天下午6点钟主办方的车会在我们报社门口接你,到时你就跟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的记者一起坐车过去。”
  “没问题”,这就是我对庄慎之讲的一句大话。怎么可能没问题?说实话,现场摄影我有把握,在老家,县里镇里的大中小型文艺活动,我占了很大的一块“市场份额”,临场经验还是有的,自带的器材用熟了,确实“没问题”。可是,采访就有问题了。在此之前,身为“文学中青年”的我,虽然经常瞎写,但写的都离不开“文学”范围内的各种题材,何曾写过什么采访报道?还是歌星演唱会;再说,我平时的阅读兴趣,也根本不在这上面。
  可当时,“没问题”这句大话,我是完全不经大脑便脱口而出的。进来才三天,但我已完全看得出来,都市报敢于破格纳用一个人,这个人就必须是“召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不管都市报要求你完成什么任务,除了“没问题”这个回答,你别无选择——除非走人。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我看完了所能找到的演唱会现场报道,还抽空回了一次家,正式告诉父母和学校领导,我要辞职到南方都市报工作了。26日那天晚上,我带着自己的美能达700,跟着友报的资深娱记一起到番禺英东体育馆,人模“狗”样地开始了我在南都的第一个工作。演唱会开始的时候,庄慎之也许是担心我无法完成任务,又派了刚从外地赶回广州的曾光明(李小玩)去增援。曾光明到了现场,也许是要给我一个独立工作的机会,说的还是跟庄慎之一样:“文字跟图片还是你包了吧。”也许是我的学习模仿能力还可以,5月28日,我近一个版图文并茂的演唱会现场报道出现在《南方都市报》的娱乐版上,我察言观色,领导同事对我的“处女作”还是认可的。只是,留下了两个遗憾:1.大标题太过“文学青年”化,不像娱乐报道(《凭谁问,甄罗老矣,尚能歌否》)2.由于换胶卷速度不够快,错过了罗文跟甄妮拥吻的经典镜头……


  从“想啊,可一直没机会”到“应该可以吧”再到“没问题”,凭着这三句大话,我奇迹般地进入了南方都市报,一眨眼,便六年过去。这几年里,我记不清对谁谁又讲了多少大话,只知道,我坚决不让“大话”成为“空话”。“回首往事,我深深体会到”,人并非不能讲大话,关键在于,在大话脱口而出后,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大话”变为“实话”,证明自己有讲大话的资格,才能在这竞争激烈的社会站稳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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